我看了看表，正是打电话回家的好时候。我年迈的父母告诉我，确切地讲，巴塞罗那的民族游行不是民族游行，而是独立游行，至少本地各大电视台正在不停这么重复。
大众的自由是无法捍卫的，可以守护的只是个人的自由，我蓦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许是因为，我正身处我内心专注的起始、我“思想小屋”的发端，而且说到底，我讨厌人家和我谈起群众运动也是相当合乎逻辑：我正欲做出的行为，在酒店中筑起草堂，需要孤单一人。
我又打给妻子，和她说，我觉得我这天的生活，虽说不像个动作片，但也接二连三地碰上了各种事情。可当她问我都碰上什么了，我仅能吐出一句，刚是在开玩笑呢。我不想说出口的就好比：我一到这儿便发觉，卡塞尔人都像在等着我；而这种误解让我联想起了我和侄子保罗一起开车去安特卫普的那天，就在那富丽堂皇的火车站附近，一种预感忽地涌了上来：这座城市将会面临责罚。是哪位祖先的哪段辽远的过去映成了这番视像，教我很自然地把它与现世绑在了一起？这想法真有那么不着边际么，相信自己的前世曾生活在欧洲各地，而当下的我则预见了灾难的到来，自觉回到了在其他时代无数次走过的街巷？在卡塞尔这样一个地方，什么都无法排除；在向先锋思想敞开大门的同时，它也默认不欢迎任何逻辑。
可我一点不想把这透露给我老婆，大概它不适合搁在电话里说；于是我向她道别。稍后——无疑是受到了我所落入的孤独情境的驱策——我听到，有喊声从外头、从那被细微的气流吹动的窗帘间钻了进来，零星几声，于风中飘摇，而在天花板上旋转的反光像在预告着将要划穿顶棚的某道裂缝。透过那豁口，楼上房间的谈话也许便能清晰传入我耳中。这要是巴塞罗那，配上约翰·威廉·威尔金森的那些说辞，我定会以为他们将我安置在了那家中餐馆的楼上，对面就是森林，而此刻的我看到，这事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准确地说，情况恰恰相反，因为黑暗力量赐给我的监听小孔不在下方，却似在上，仿佛那房顶之上就是戈尔韦湾的所在。又是个新问题？仔细想想，这问题根本不存在，它仅是由天花板上的反光造成的，而后者或又对上了我酒店附楼的灯塔、我暗夜中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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