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事发生在当晚，那会儿，连奥特尔都失去了他的临时姓氏，改用起这个称谓；它原属于优塞福·罗特的小说《皇帝的塑像》中的一个次要角色。
我只想提前告诉你们，经过这么突然的一改，我觉得轻松了、快乐了，我用了那么多年的名字已经渐成累赘，说真的，它不过属于我的青年时代，只是在我看来，该时代在我身上赖了太久太久。事实上，每当报出自己的名字，我总会有种别扭的感觉。
还有就是，那晚，当我已然变身为比尼奥夫斯基，我推敲起于热和他的装置“未耕”，心想，在那件作品中——显然，只有那些脱离了体系，远离画廊与博物馆的“偏僻”艺术才有可能真正地革新——值得景仰的不止是于热的敏锐嗅觉（他适时拐上了这条貌似是留给先锋艺术的唯一出路），还有他卓越的洞察力（他找了卡哨尔公园中一片荒废的区域来安置他用腐殖土与玫红色前腿的西班牙犬勾勒出的凄凉图景，许是在向一种假定存在的“郊外的郊外艺术”致敬）。
当晚，我在房中思索着：可能“未耕”树立的是一种“回到艺术史前”的理念，在当今这样一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不确定的时期，它陈说了一种可能，即“不做我们迄今为止所理解的艺术”，也提出了一种必要性，即学会“站到一边”，大概就像不欲被人看见的提诺·赛格尔，建议人类退回到永死的黑屋中去。于热好似在对我们说：归根结底，先锋一贯的本质不就是要将一切化为白板[26]，复归混沌的本源？
而于热那种已死艺术的逃离不正是在尝试着逾越那块白板，向白板“郊外的郊外”进发，前往虚无，真真切切地前往虚无么？我们时代最革命的艺术也将迈向这种虚无？还是说，它的目的地是某种我尚不能确知的东西，可一旦找到它又会对我大有益处？
不过我们暂且还是回到那天白天吧，那会儿，奥特尔与我都还完整，比尼奥夫斯基尚未冒头，我的大脑仍不像晚上那样，在我的客房化身而成的“思想小屋”的蛊惑下，缠身于无数问题交织成的蛛网中。
让我们回返那个快意的下午，我任凭自己被走马观花的激情所牵引，扮演着或许幸福的浪客、无所事事的闲人。我万般遂意，只是渴得要死。但即便如此，皮姆唇上那仿佛永不灭蚀的笑容（也许偶尔是假的）仍旧传染了我。我跃入了某种上佳的波段，甚而拿几乎于每天黄昏准时袭来的忧愁开起了玩笑。白天这么做不难；我想说的是，虽然我极度率真地对我的烦恼进行了自嘲，实际也谈不上多么谦逊崇高。
我怎就进入了这样的欢悦一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我搞出了个麦高芬，权且说是私下的、隐秘的吧，冒仿着“刻奇[27]”的语义中最偏激的部分，强忍欢笑，自语道，黑夜饮尽了晚霞的赤蜜。这就好比，为畅怀大笑，人刹那间就在这私密的游戏中甩掉了两公斤的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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