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丧气，我还准备跟他争辩一番呢。而更让我感觉挫败的是，一脸错愕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二话不说地、如此幸福地——还背着他“总是弄错”的毛病——跳上了那辆过来接他的车。
须臾间，他屡屡犯错的问题烟消云散。
“再见[33]。”他抛下这么一句，质朴得近乎无耻。
一时间，我宛若失去了我心理诊所最重要的客户。我仅存一点安慰：我记得，我在中餐馆里的坐席是一张松软的红沙发，无论从颜色还是其他某些细节来看，都让人想起弗洛伊德在伦敦的那张长沙发椅。可我难受得很；失掉这么好的一位主顾，我格外揪心；步入“成吉思汗”的瞬间尤甚。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疑惧；我想到那股轻风，自问为什么，为什么它不像斯特拉斯堡的唤魔之风那样，不停呼喊着我。它在等什么呢？难道它被如斯欢乐阻碍了视线，看不见我可能已被困在密林之中？
我更希望波士顿来到“成吉思汗”时见到的是一个极端忙碌的我，譬如说，正接待着某位女士，她已就她数不尽的问题对我倾诉良久，而在我桌前还坐着一名消沉的青年，我的下一位病人，他正神情肃穆地等候着（我即兴开设却热闹非常的）“疗养院”分院的叫号。这小伙子正与他愚钝的缪斯交谈，那是一位特年轻的灰发姑娘，因为某些不得而知的原因反对他来我这儿看诊。
我更希望波士顿看到的是一个埋头于医务工作的我，我成了个被中国人信赖的声名显赫的心理医生，有诸多患者抢着向我述说难题。我更希望波士顿来时我只是做着件和“作家”身份相称的事，而非像她真正抵达时那样，叫人说来脸红：我在弗洛伊德的沙发上睡着了，睡得稀里呼噜、四仰八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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