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有光荣岁月也依然坚苦。
而之于我，我的演讲从刑场中萌芽，从那座迷人的中式断头台上勃发；它反映着活在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的坎坷，它时而是艰苦的，尽管卡塞尔为我留下了一段光荣岁月，它将热忱与创造力传染给了我，又毫不含糊地击碎了那个谎言：当代艺术完了。完了？我只见它闪耀着熠熠的光。还有终于将这种艺术拽向了生命与生活的那些重大变化。我不正是从提诺·赛格尔、瑞安·甘德和珍妮特·卡迪夫那儿学到了，艺术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东西，它像生活一样经过，反之亦然？
我尝试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想法传递给众人，但他们表现得如此不安分、各怀鬼胎，我也没法就此做些什么。讲了不到三分钟，就有超过半数的人——他们发现，我说的既非英文，也非德语——溜出去找同声翻译机了，或者干脆就溜了。下面观众动静那么大（我还从没有哪次讲座从一开始就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的），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说实在的，都过了十分钟了我才刚刚找到“拥有固定听众”的感觉，也就将近三十号人吧，还包括坐在第一排的卡罗琳和楚丝。
就在我将将有些安心的当儿，先是惊，后是怕，我看到那位金发黑衣、惹人忌惮的女青年卡塞尔走了进来。她安坐在了——也就是个说法，我从没见过有谁躺得那么东倒西歪的——最后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像是根本不需要同声传译似的谛听着我的发言。每当我吐出“卡塞尔”一词时她就会在座位上抖上一抖，仿佛意识到我提及了她的名字。
我转而聊起了索菲·卡尔，谈到，多亏有那通电话，被我耽搁已久的“跳出文学，向其他艺术领域进发”的志愿才得以启动。大概也幸亏如此，我说，我才来到了这儿，来到了卡塞尔，从1972年我首次听说它的名字开始，它便是我心中的一座神话之城。那会儿，和我同时代的最超卓的大脑们纷纷散播消息：这里会聚着有史以来最大胆的先锋的神髓、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一阵摧枯拉朽的微风。
我道，在花神咖啡馆的那次会面里，索菲·卡尔冷不丁掏出了本马塞尔·施沃布[61]的书，其中有篇讲的是罗马诗人彼特罗纽斯的假想生平，施沃布写道，当这位作家创作完了他的十六部冒险小说，他命人把奴隶西里乌斯叫来读上一读，后者一边念着，一边就大笑大叫、鼓起掌来，最后二人一致决定，要把这些虚构的情节照搬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我在这里插进了一段，其中提到，儒勒·列那尔听说施沃布曾在暮年时与他的中国用人阿霆[62]一起去萨摩亚瞻仰——可最后还是没见着——他所崇拜的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之墓，便写道：“临死之前，施沃布践行了他书中的叙述。”
言归正传，我回到花神咖啡馆的那个下午，索菲·卡尔问我是否有意效仿西里乌斯与彼特罗纽斯，而我当场就答应了她的提案：给她写个故事，好让她之后试着照此去活。
接着，我讲到了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斯特、我与她之间的友谊，以及我在她的几件装置作品中做出的微小贡献，比如她在泰特美术馆涡旋厅布置的那件展品，它描绘了2054年伦敦的末世图景。
虽说有点磕巴，我还是一步步把我的讲座给进行了下去，待我估摸着时间该过一半了，我像是陡然体验到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激情，我自问，既然我的精神状态如此高亢，那我不等于是在向全世界宣布，我为当代艺术今时今日的荣耀感奋异常？
说着说着，我觉得自己愈发真实了，似乎我已很清楚地看到，自称比尼奥夫斯基使我重新找到了自我，而我先前的名字、用了那么多年的名字，一直是个又大又重的累赘，事实上，它不过是代表了被我强留太久的青年时代的一个称谓而已。
台下坐着的，或一头雾水，或纹丝不动，但女青年卡塞尔除外，她在最后一排的位子上摇来扭去，仿佛对我无比失望；我不了解个中缘由，但我怕的是，她已经看穿了：我的发言是现想的，太不严谨。但我也不准备更改我的聊天方式了，顺便说，这群人听我讲话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看看这儿到底干吗呢。他们大概都以为我嗑药了吧，确实挺像，我这昂扬得都有点接近于超自然了。
我不愿多去纠结那女疯子或其他来宾的想法，便述说起威廉·加迪斯的小说《认》给我留下的无比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赋予角色的称谓在我心中犁出的那道诡异的印记，特别是那个叫怀亚特的，没过多久他就不叫怀亚特，转而躲在老爹吉尔伯特·沙利文这个称呼之下了，再后来则是雅克，转眼又成了斯提凡，尽管稍待一会儿我们又在斯蒂芬这个名字背后认出了他。
我们可以随时称怀亚特为怀亚特吗？《认》的所有章节中的怀亚特都是同一个吗？
我问道，也因此抬起了头，只见大家瞧我的眼光愈发惊惶了，就像在提醒我是不是该换条路走。
“怀亚特！”末排的卡塞尔嚎了出来。我从没听过比这还没逻辑的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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