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没有“灰色收入”，因为向张学良行贿等于“上门送脑袋”“花钱买牢坐”。
虽然张学良个人财产很巨大，但比起于凤至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于凤至名下财产足是张学良的一百多倍、三十多亿美元，同样都是干净钱。于凤至开了一系列的大公司和大企业，虽然没靠张学良的权力搞市场垄断，但因为很早就开了，又得到张学良“高瞻远瞩”的指点，所以很早就抢占了多领域市场，经营至今都已是商界巨无霸，于凤至也是此时的全中国首富。实际上，于凤至在最高峰时期的财产远不止三十多个亿，她把巨额资金都投入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援助东和省重建就无偿捐赠了一个亿现金，道理是一样，钱太多的话就没意义了。
张学良是台风眼，由他刮起的这场反腐台风犹如狂风暴雨般涤荡了整个中国，很快就把寄生在国家躯体上的所有残渣余孽都给清扫一空，使得官场上原本污浊不堪的政治氛围顿然焕然一新。全国官场因此而彻彻底底地改天换地，从此风气大变、清廉如水。
前国民政府主席、现立法院院长林森感慨道：“南方官场在以前就像雾霾天般浑浊不堪，蒋总统虽然也曾大力反腐清理，但迫于各方面的掣肘限制，他的反腐只像一股股春风，温和清新但软弱无力，无法彻底根治，而张部长的反腐则像龙卷风，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试问，天底下有哪股贪腐势力能对张部长产生威胁或者哪怕只是让他产生一点点的犹豫迟疑呢？”
在这场反腐风暴中，先后出现了数十起武力反抗事件。原因也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很多贪腐集团都是军政商三方混合体，很多“大人物”都是只手遮天的，既能在商界里为所欲为，也能在政界里呼风唤雨，同时还有军队做后台靠山，毕竟，国民政府内的那些实力派都是有自己的根基地盘和军事力量的。由于张学良把出国通道封锁得水泄不通，然后关门打狗、大开杀戒，一些拥有武装军队的贪腐势力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自然孤注一掷、狗急跳墙，甚至割据一方、负隅顽抗，本来，这一招对付蒋介石还有几分希望，蒋介石顾虑顾忌都太多，搞起来也投鼠忌器，但张学良可没有那么多顾虑顾忌，贪污性质变成了反叛，直接就是死路一条。这些杂牌军在张学良面前完全只是不堪一击的蝼蚁蛆虫。张学良是国防部长，收拾这些搞武装割据、武装反叛、武装抵抗的贪腐势力自然是名正言顺、出师有名。张学良大手一挥，国防军里的原北华军部队迅速出击，在全国各地展开打地鼠般的平乱剿叛行动。大军所到之处，排山倒海、势如破竹，这些乌合之众在北华大军面前只是一触即溃的土鸡瓦狗，纷纷被北华军踩踏成齑粉，坚持得最久的一股反叛武装也不过只撑了两天而已。
通过最直接、最干脆、最有效的铁腕手段，张学良彻底清洗了中国，彻底铲除了国民政府内部那些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数量庞大的实力派系、割据势力、贪腐集团。
反恐、反腐，是张学良在战后最集中精力干的两件大事。
西南五省联盟在与南京方面抗衡多年后逐步走向了瓦解。贵州省军政首脑王家烈第一个临阵倒戈，投靠了蒋介石，四川省军政首脑刘湘和云南省军政首脑龙云都暗地里投向张学良，刘湘儿子和龙云儿子分别是北华海军的“四川号”“云南号”航空母舰的舰长，刘龙二人把儿子送到北华军里，一方面是表示投靠，另一方面是把儿子当人质以表达忠诚；西康省首脑刘文辉是西南五省军阀里实力最弱小的（西康省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160多万），看到王家烈、刘湘、龙云都安排好了后路，刘文辉自然不会一条道走到黑，西康省夹在西藏和四川之间，而西藏和四川都是张学良的地盘，因此刘文辉自然也顺水推舟地投靠了张学良；西南五省最后只剩下广西省，而南宁国民政府也在广西境内。树倒猢狲散，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自然无可奈何，向蒋介石投降（蒋介石实力远不如张学良，非常需要桂系加盟，因此蒋介石开出的条件非常高，同时，由于张学良没打算在国内继续扩张，所以没有拉拢桂系）。
汪精卫在南宁国民政府垮台后，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副总统竞选，结果跟林森、居正、孙科等人一起败给张作相，随后也没有重新进入国民党，而是索性另起炉灶，与张澜的“民主同盟（民盟）”进行合并，形成第二大党、第一大在野党。汪精卫、张澜随后非常热烈地邀请张学良以及北华骨干成员加入民盟。因为傻子都知道，一旦北华加入民盟，民盟实力就远超过国民党。但张学良对这种政党政治的事完全就不感兴趣，他对来征询他意见的张作相、阎锡山、顾维钧等人说道：“你们爱加入哪个党哪个派就尽管加入去吧！我才懒得管你们呢！”
顾维钧等人认为“北华是北洋的正统嫡系余脉”，本来就不是国民党那边的，南北眼下虽然殊途同归，但北华也没必要投靠国民党，完全可以自己单干，因此顾维钧等人后来成立了新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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