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见过一位老人，他说他觉得八十多岁的自己比年轻时更快乐，我觉得难以置信，他却笑了。他说，我摆脱了最可怕的敌人。我自己。我的过去（他解释道）。所有我做过的蠢事和说过的蠢话，所有我撒过的谎，所有当我想起就会感到丢人或者哭泣的事。你看，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死了，因此没有了证人。只有我知道真相，而我现在的记忆力这么差，根本不值得相信。所以就我所知，所有那些糟糕的事也许从未发生过。而这（他说）就是自由。
历史、科学、学术，这些都是从靠不住的证据和证人那里萃取真相的技艺。但十有八九，你只能指望在权衡可能性之后得出可信的结论。你的陪审团——也就是和你拥有同样头脑和动机的学者同行——只会相信最合乎情理的论据，以及可能性最高的版本。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常识判断、理性思考、深思熟虑后的行为，以及合理的动机来构筑过去的仿制品。不妨回想一下你做过的决定，还有这些年来你做过的一些事吧。
正因如此，历史完全有权怀疑我对于埃涅阿斯的手稿被毁的说法。历史会争辩说，没有哪个正常人会为这样无稽的理由做出这种行为。因此从逻辑角度考虑，除非卡齐德努斯疯了，否则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的确如此，而且每个历史学家都很清楚，如果你的论点取决于关键人物是否精神错乱，那么你的观点本身恐怕也是不真实的，至少也是非常不可靠的。我们会说，回家去想个更合理的解释吧。精神错乱可没那么常见。
讲到这里，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谈论我自己了。因为从这里开始，我的行为和其后果都意义重大，值得记录下来。我自己当然也是个不可靠的证人，因为我下面将要提出的大部分主张都无法借由外部来源加以证明，我所声称的动机和言行的可行度必须由诸位自行判断。我不会太过介意，我很欢迎适度且善意的怀疑。除此之外，如今世人认定我已经死去，和这些事毫无干系，因此我根本没有在意的理由。
卡齐德努斯烧毁手稿后的那一周时间，我实在记不太清了。人们告诉我，我当时浑浑噩噩地到处游荡，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既不回答也不会大发脾气。所有人都以为我有亲人过世了。
我可没那么好运。这样说吧，我从父亲的庭审之后就没跟母亲说过话了。她似乎以为我本可以做些什么。我不清楚她究竟是怎么想的。或许她觉得我能像魔术师那样从袖子里变出艾斯凯渥来。我最后一次听到哥哥的消息时，他正在梅斯卡雷尔，试图在早已供大于求的市场上贩售钻石和高价的小型艺术品。如果是他们几个人之一，或者哪个别的亲戚过世——当然，我会为他们流泪，但生活还会继续。不过如果是那份手稿的话，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手稿焚毁后的第八天晚上，我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将一本瓦巴拉图斯的《后期航海记录》摊开放在书桌上。我在书中寻找某种证据，以此支持“艾斯凯渥的气温可以种植橄榄树”这一观点。这太荒谬了：我早就知道艾斯凯渥有橄榄树，因为埃涅阿斯在书中提到过。但瓦巴拉图斯著作中含混不清、缺乏连贯性的描述导致存在另外两种解读，这就意味着我无法证实我的假设，也意味着我的“艾斯凯渥的纬度肯定低于62度，也就是栽培橄榄树的纬度上限”这一主张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持。我很想把瓦巴拉图斯的书丢进炉火里，只不过出于某些原因，我已经有八天没有给壁炉生火了。这实在很蠢，因为天气正越来越冷。
我开始慢慢觉得自己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我的面前仿佛有一道无法通过的屏障：一条泛滥的河流、一道沟壑、一片汪洋。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目的地，我能嗅到柴火的烟气，听到儿童嬉闹的声音。但我虽然走到了这里，却无法再越过最后一百码的距离，我身边的口粮也不够让我原路返回，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真见鬼。我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白兰地，强迫自己去认真思考什么是真相的本质。
就拿“可信度”这个概念来举例吧。它在学术领域可谓至关重要。只不过，就像，呃，就像白兰地那样，可信度可以容忍某种程度的稀释。比方说翻译：你读到的文字并非作者所写的文字，但合格的翻译同样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还有引用和报告：学术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其他作者的引述里寻找原文早已失落的珍贵学识。寻根溯源，这是学院派人士最爱的打发时间的方式——阅读一位历史学家的作品，努力查明他记载的事实和主张里哪些照搬自时代更早的作者A（以准确和可靠而闻名），哪些又是取自作者B（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著述时经常捏造事实）的观点。还有原始手稿：我们只有寥寥几份非常古老的手稿。大部分古典时代伟大作家的作品只剩下后世的翻版，是原始手稿的副本的副本的副本的副本。一旦某页文字经过翻译、引用或者编辑以后，它就不再具备真正的可信度。但我在版本较为现代的、由洛凯斯翻译的瓦巴拉图斯的《新航行记录》中找到的关于阿基劳斯的片段，却无论从何种标准看来都足够可信：如果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主张，我会毫不犹豫地引用这段内容来作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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