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把北方和南方的汉族，分称为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有不同的待遇。由于金、宋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北方的汉人（包括汉化的契丹、女真人）地主与江南的南人地主，社会经济状况也有明显的差异。
蒙古灭金时期，依据蒙古奴隶制的传统，开始签发汉人富户为军户，日后那一批汉人军阀地主便由此而生，他们的祖上便是因此发迹。
军户得以免除徭役，占田四顷以内免纳税粮，这些军户地主也是大小不等的地主，手中握有不同的政治权力，他们在各自统领的地区，掠取财货，兼并土地。
这些人不仅在军事、政治上拥有着不小的权势，而且还占据着大量的田地，成为汉人地主阶级中最富有的阶层。
其次投献成风，蒙古诸王投下，在各地自成势力，各州县官员、地主将官私田地人户投献，即可规避赋役。
后来投献发展到了已经与官府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成宗大德年间，颁发禁令，禁止诸王、公主、驸马接受呈献的公私田地。但投献之事，仍然时有发生。
例如：河南行省有刘亦马罕、小云失不花等人，冒称官府括地，把黄河退滩地上有主之田，强作荒地投献给皇子，这实际上是强占后再投献以求庇护。
各地有力富强之家，也往往投充诸王位下，以逃避差役，投献于蒙古贵族投下的汉人地主，依靠蒙古贵族的势力得到保护，依靠汉人军阀的汉人官员，也是大小不等的地主，蒙古贵族地主与汉人军阀、军户、投献户、官员地主，占据绝大部分的土地，并拥有不同程度的特权，涌现出众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
其次政治上吏治松弛，监察制度形同虚设，官吏队伍贪腐严重。
元廷在江南各地委派蒙古、色目官员去进行统治，但这些官员大多数只知贪求财富，热衷声色犬马，不知江南情事，因而往往被人所操纵，加之因为法令繁冗，档案堆积如山，很多事情都无从追究，反而方便了小吏从中舞弊，而出身于底层的小吏往往唯利是图，没有多少大局观，自然是一味的贪赃枉法，使当时的政治环境愈演愈坏直至全面崩溃。
再其次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按照民族地域区分，大元治下人有四等，一等国人（蒙古各部人民），二等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中亚、西亚及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三等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先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四等南人（指原先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而每一等阶层的人民所承受的负担却各不相同。
例如：负担最轻的国人，每户有马百匹及有牛羊百头者，各纳其一，这是蒙古最老的税种，在当时称之为‘羊马抽分’，另外，蒙古各部十五岁至七十岁的成年男子，不分贵贱和家庭人口数量，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成年男子平时从事牧畜业生产或在其他工作，一旦战争需要，或者全体出征，或者十人抽一、十人抽二，抽调部分人出征。
负担最重的阶层则非属第三等和第四等阶层不可，北方的汉人阶层要负担税粮和科差两大类，税粮又分丁税和地税两种不同形式。
丁税的征收制度：“全科户”(十五-六十岁的正丁户)丁税每年每丁纳粟三石，“驱丁”(战俘和奴婢)纳粟一石，“减半科户”每年每丁纳粟一石，新交参户(尚未列入正式户等的新收户)第一至第五年每丁每年纳粟依次为五斗、一石、一石二斗五升、一石五斗、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编入正式户等，丁税与全科户相同，即每年纳粟三石。“协济户”(老幼妇女等户)每丁纳粟一石。
地税数额为每亩纳粟三升。
科差又称差税，按户征收，类似唐代的“调”。
北方的科差分为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
丝料的征收办法是：全科户每户出丝一斤六两四钱(古代一斤十六两，共计二十二两四钱)，两户出丝为二斤十二两八钱，其中二斤纳官。
因此两户余丝十二两八钱，每户余六两四钱，然后凑五户余丝满二斤时，输给食邑于本地的诸王、勋臣支用，这就是著名北方的五户丝料。
减半科户每户纳丝十一两五钱，协济户纳十两二钱，其他户等也规定有不同的缴纳数量。
包银开始规定每户征六两，后改为四两，其中二两征银，剩下二两折收丝绢等实物，到元世祖时，则可以用钞币折纳包银。
俸钞实为包银的加征，元世祖时，规定纳包银的民户，每四两征纳一两俸钞，可以钞币折纳，以供官吏俸禄之需。
南方即原先南宋统治地区的税粮，则沿用宋朝旧制，按田亩征收夏税秋税，夏税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秋税则纳粮，数量视土地肥瘠和产量高低，从一、二升至二斗、三斗不等，二税均可折钞输纳。
南方科差包括包银和户钞两项，包银每户纳银二两，户钞每一万户纳钞一百锭(合五千两；钞每锭值银五十两)，平均每户须纳钞五钱。
户钞不入国家财政，而是供封于当地的诸王、公主、勋臣享用，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料。
田赋不仅正税繁杂苛重，此外还有各种田赋附加，如规定民田税粮每石须带征“鼠耗”三升，“分例”(手续费)四升，官田输租也要带征“鼠耗”和“分例”(数量为民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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