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早上八点，两个考试的成绩在政府门口的两块公示牌上公示。
晚上晚饭后，母亲特意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了天气预报。叮嘱窝在卧室床上的我，明天有雷阵雨加中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伞。
睡前，母亲特意从门口鞋柜里取出两把折叠伞，一把蓝灰格子伞，一把红伞。放在门口鞋柜上特别显眼的位置。其中一把，给来接我的水尚流。
我听见母亲咳嗽的声音，她特意压住嗓子，免得吵醒我。
我关着灯，却是没有睡着。“娘，想咳就咳出来，不要压住，不舒服，对身体不好。”我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跟着姐姐喊娘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到后来搬到城里来住，也从来没有改变过。母亲去大学看我时，我也是喊着娘穿过熙攘的校园中间，奔向母亲身边的。我并不觉得土或者别的什么，也不在乎别人怎样看。
母亲轻轻扭开门，“还没睡呢？是不是头又疼了？”
“没有，娘，不疼，就是睡不着。可能是中午睡得多了。”我打开台灯。自从生病以后，母亲的身体一日一日消瘦下去，单薄的令人心疼。
母亲手里端着的玻璃杯，发出咝咝的泡腾片化开的声音，微小而密集的气泡瞬间将玻璃杯笼成白色。那是医院开给母亲的几种药中的一种，果味的白色的大药片，用开水冲泡。母亲最喜欢喝这一种，其它的都很苦。
“想喝点热水吗？”母亲问我。母亲说话的声音有点鼻塞。
我笑着摇摇头，摸摸母亲额头，那虚汗密密织织已铺了一层。“娘，你鼻子有点不通气，有点感冒的迹象。我去给你找感冒药，等会儿睡前喝上。”
我下地，去客厅茶几抽屉里翻出感冒胶囊，取出两粒。再倒一杯滚烫的白开水，走进母亲卧室，放在床头柜上。等会儿母亲喝药的时候，水温会刚刚好。
医生说过，母亲的病不能感冒，感冒一次，病情会加重一次，身体抵抗力会下降一次。因此，我对母亲身上感冒的迹象格外敏感，内心也隐隐充满巨大的恐惧。
为避免母亲晚上起来想喝水，需要走路到厨房倒，便把大保温杯灌满白开水，放在母亲床头柜旁边。又把两个大暖壶灌满白开水放在卧室门边备用。
回卧室前，我再次叮嘱母亲，“娘，等下水不烫了，一定记得把感冒药吃了，不能不吃。”
母亲笑着点点头，“好，我一定吃，你明天要去看成绩，不能睡懒觉，赶快去睡。”
“嗯，娘，你也不能睡太晚。”母亲的枕头底下总是放着一个鞋垫，每晚睡前都会绣一阵。那是我出嫁那一天，母亲会将几十双绣好的鞋垫，以打圈的方式缝在红色的床单上，随着我出嫁，铺在我婚房的卧床上的。
“娘，睡前就不要绣鞋垫了，眼睛疼，太累了。”临出母亲卧室前，我又叮嘱。
其实，我知道叮嘱也没用，母亲不绣几针便会睡不着觉。除非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
有一次，我强逼着母亲睡，偷偷拿走了她枕头底下的鞋垫，藏到我的枕头底下。母亲辗转反侧到凌晨一点左右，又悄悄来我卧室取回去，绣完一朵玫红色的花，才安然睡去。第二天，母亲才告诉我。
即便这样，警钟我也必须给母亲敲一敲。
不知道怎么的，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极不安之感。不知道该怎么说，找不到什么词语组织去表达那种深深的不安和恐惧。
这个经济适用房是姐姐申请和购买的，父母也支援了很多存蓄，姐姐每个月还有供楼。姐姐的单位在一个镇上高中，周一到周五需要住校，周末很多时候需要给高三学生补课。
父亲在村子里生活，耕种着家里的几亩地。家里吃的米和菜，一大部分来自父亲。村子里没医生和药房，前不久考了个驻村医官，有了个小药房，但只卖很少的药，医官也几乎不在村里。
小医官是村长亲戚家的女儿，她打针、输液都不在行，在城里还有别的工作，只把小药房丢给父母看管。
基于各种不便利，我和姐姐认为作为一个病人，还是住在城里比较方便。
但母亲总想着回去帮父亲的忙。身体健朗的时候，母亲就会自己跑回去。医生叮嘱母亲不适宜干重活。我和姐姐每次都要反复叮嘱母亲，母亲点头答应的很好，绝对不会，重活有父亲，她只打打下手。
事实却不是，母亲心疼父亲，总把自己当从前一般去搭手干活。父亲也不大相信，母亲的病已经重到无法干重活的地步，总以为母亲是矫情，或逃避偷懒。
我和姐姐都希望母亲住在城里的原因之一，也有因为父亲吸烟极凶，有时候一根接一根。
即使母亲如此，父亲也没想着要戒。家里各个角落，都沾染着烟的味道。母亲说，父亲是躲开她去别的地方抽烟的。
母亲很多时候，常常替父亲说假话。
我常常梦到母亲坐在烟雾缭绕中，不停的咳嗽。那灰色的烟，慢慢变成红色。
然后，母亲就被烟淹没了，看不见了。我和姐姐想冲进烟里去找，可那烟像有金钟罩，怎么都冲不进去。用东西砸也砸不碎。我和姐姐大张着嘴喊母亲，却喊不出声，也没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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