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上海。从小在内陆长大的虞懿琳，第一次站在黄浦江边，任由海风夹带着潮湿的鱼腥味道不断拍打她的脸颊。这一次的离家她有诸多的不舍，但是就如乔呈良所说：“从日军侵华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都没有家了。”
虞懿琳离开重庆前给符希仲留了一封长信：
希仲吾夫见字如晤：
君见信时，妾已身在沪上。遍观今日之中国，遍地腥云，日军虎狼遍街。君在湘浴血奋战，妾不忍独享安宁。妾此生幸而得君，然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国家有难，妾绝不忍坐视。妾不幸生为女子，无力上阵杀敌，唯有竭尽余之心力，唤醒国人抗日救亡之勇气。妾至爱君，即此爱君一念，令妾别无他顾，唯奋身救亡，牺牲吾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
君与妾夫妻之恩不过一日，却胜似百年相守。妾此生唯愿与君生死相随。然与其使君先死，毋宁妾先君而死。盖因妾身羸弱，必不能禁失君之悲，君先死留苦与妾，不若妾请先君而死。若君此役不幸成仁，妾愿随君而去，为抗日救亡洒尽余最后之热血。若妾不幸于沪上死于敌手，则望君于阵上奋勇杀敌，则妾于九泉之下亦可瞑目矣。
妻懿琳
在信中慷慨激昂的虞懿琳来到上海后，才真正明白，她所面临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那么简单，而正如她在信中所写，她未能如丈夫符希仲一般于战场上杀敌，却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经历着更为凶险的战争。
虞懿琳立志投身报国，却在蒋夫人和符希仲处碰壁，未能找到途径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如今在上海为中共做情报工作，虽说出乎她的意料，但反倒能完成虞懿琳毕生报国的理想。
全面抗战之后，上海只有《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因系外商经营可以继续出版，所有中国人所办正规的日报均遭封禁的厄运。为了在上海沦陷后，使租界的民众仍能听到抗日的呼声，杨清源、蔡晓堤等民主爱国人士筹建了一个以外商名义出版实则为中国抗日爱国人士所掌握的日报，使之担当抗日宣传的重任。
该报聘请美国人密尔士为发行人，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创办《华美晨报》，以便得到租界当局的保护与日伪抗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第一家挂洋旗而实际上由中国爱国报人主持的报纸《华美晚报晨刊》问世，为抗日宣传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途径。后来上海涌现出了许多类似的“洋旗报”。《华美晚报晨刊》于次年四月正式改为《华美晨报》。
《华美晨报》最初由中共地下党员革命报人恽逸军任主笔。一九三八年一月又出版了《华美周报》，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学成担任主编。
一九三八年后，经理蔡晓堤抵抗不住来自日本流氓特务机构“黄道会”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由金学成出面将《华美晨报》接办，成为一家直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报纸。该报表面上的内容是介绍日本的风花雪月，实际上是在中国地下党的支持下以“中日亲善”为幌子专门宣传抗日、收集敌伪情报的抗日报刊。报馆的工作人员，基本都身兼记者编辑和地下党情报员的双重身份。
虞懿琳进入《华美晨报》工作后，才清楚地明白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所在。柏筱惠对虞懿琳道：“懿琳，我们从学生时代起，就想以身报国，如今机会来了。不过，这份工作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确很危险，懿琳，你想好了吗？”
虞懿琳道：“我既然决定了和你们一起来上海，就没有后悔过。”虞懿琳在上海期间，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对其进行的简单的情报工作训练。在实际的工作中，虞懿琳逐渐由一名普通的爱国报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情报工作者。虞懿琳发现，自己越发爱上了这份极富挑战的工作。为配合情报工作的开展，虞懿琳不得不每日穿着精致修身的旗袍，化名冯鼎苏，装扮成涉世未深的美丽少女，穿梭于上海的十里洋场，周旋于日军的高级官佐之间。
由于担心报馆工作人员身份特殊，会引起敌人怀疑，虞懿琳为了掩饰身份，在报馆旁开了一家裁缝店，操起了老本行，借用裁缝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虞懿琳本就是裁缝出身，对于流行服饰有着特殊的敏感，一双裁衣妙手，总能将女人的衣裳做得合身漂亮，因此虞懿琳裁制的服饰，深得女性顾客的喜爱。
一日，一身着宽松的素绢中袖旗袍、腹部微微隆起的女子来到店中。那女子见虞懿琳上穿明黄色立领、窄袖、中袖、斜门襟、镶阔边、盘扣紧身束腰中式古典上衣，下着一条红色大摆裙，一身衣裳十足惊艳，便不觉赞叹道：“小姐，侬可真会穿衣裳。”
虞懿琳受到赞扬，自然心中欢喜，道：“多谢夫人夸奖。夫人来店里想选身什么衣裳？”那女子道：“我现在还选什么衣裳？都是好几个孩子的妈妈了，不过是来店里转转，看看时新的款式，有钱还要留着给孩子花的。”
虞懿琳见那女子相貌气质不俗，打扮却有些寒酸，衣角袖口都有些磨边。只见那女子轻抚店中做好的成衣，爱慕的眼光在衣裳上挥之不去，而后又恋恋不舍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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